1962年10月18日，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中央主要领导悉数出席，议题只有一个：研究对印自卫反击作战。

经过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分析，会议做出了对印自卫反击的决定，并强调宣战的问题交由周总理负责。如果大家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外交无小事，全都是大事。

会议结束后，周总理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开会，最后决定由罗瑞卿负责回应军事方面的工作，外交部副部长耿飚负责回应外事工作。紧接着，周总理便和大家开始研究如何对印宣战问题。

他一再强调说，毛主席要求展示大国的风度，不能像印度那样，对我们不宣而战，直接发兵侵占我国领土。我们应该按照国际惯例，先向他们宣战，表明我们的态度。

周总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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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这份宣言也是警告所有对中国敌对的国家，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是无比坚定的，谁胆敢侵略中国，无论是哪个国家，无论你有多少“靠山”，都将遭到中国最有力的还击。

周总理要求大家都思考一下，如何向印度递交宣战书，什么时间最合适。

有人不禁要问，这有何难呢？直接把宣战书写好，交给他们大使馆不就行了吗。

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自古以来，外交和军事就是密不可分的，更是相辅相成的。宣战书递交的时机也一样，要实现毛主席的意图，展示我们国风度，先照会你再打你。

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要达成军事行动的突然性，即：文件不能送早了，早了印度就知晓我方意图，会预有准备。但也不能送晚了，如果我方向印度发起反击时，他们还没有收到照会，那我们就是“师出无名”了。因此，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送文件，就至关重要了。

大家都陷入了思考。这时，外交部副部长耿飚发言了，他对周总理说，这个问题倒是简单，他有一个好办法。

周总理看了看耿飚的表情，知道他已经思考成熟了，便让耿飚发言。耿飚便讲，我们给印度大使馆送宣战书，就安排在夜间。印度人这个时候都在睡觉，凭借他们的工作效率和习惯，反应是非常慢的。

耿飚

等他们把这个情报告给国内，国内再向军队发出指令，应该是第二天的事情了，而我军那个时候已经发起战斗了，肯定会达成反击的突然性的。

周总理听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对耿飚说，他们想到一块去了。于是，他立即要求总参，所有部队按照军委命令，进抵一线做好战斗准备。同时，他专门安排人员写好照会，经过认真修改之后，交给了耿飚。

1962年10月19日夜，耿飚叫来礼宾司人员，要求他们立即将这份宣战书送到印度大使馆，当面交给大使，如果大使不在，可以交给代办，务必马上交出去。

礼宾司人员不敢耽误，直接拿着宣战书到了大使馆。可是，印度大使馆人员都在熟睡中，而且得知大使班纳吉不在北京。礼宾司人员只好去找代办，直接来到了他的住所，在敲门没人应答的情况下，礼宾司人员强行进入，将还在熟睡中的印度代办拉了起来。

对他说：“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政府正式向印度宣战，这是文件。”说完，直接将文件递给了还在迷糊中的代办，转身便走了。

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在印度政府知道我国将发起自卫反击，慌忙开始向前线部队发出指令前，我军进入预定作战位置的部队，已发起了全线自卫反击。

印军顿时乱了阵脚。仅头一天的晚上，我军便清除了印军大部分侵占过来据点，他们开始节节败退。而首波反击所达成的突然性，为赢得自卫反击作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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